万家忧乐在心头 ——范仲淹防灾救灾给我们的启迪

发布时间: 2018-02-07 15:23:16   作者:本站编辑  来源:本站编辑

在宋代的官员群体中,有一位名垂青史的伟人,他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,一生出将入相,政声赫赫。朱熹赞誉他为“天地间气,第一流人物”;元好问称颂他“在布衣为名士,在州县为能吏,在边境为名将,其材其量其忠,一身而备数器。在朝廷,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,求之千百年间,盖不一二见,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”。他就是歌吟千古绝唱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备受世人景仰的政治家的道德楷模——范仲淹。

观范文正公一生,浩然正气,孜孜为民。其历来为人所瞩目的,多是主持庆历新政、防御西夏等政治和军事的建树与事功。殊不知,除此之外,范仲淹在“为官一方”时,贡献出的救灾智慧也值得我们深入领悟。

杭州救灾出奇策

皇佑元年(1049年),61岁的范仲淹抱恙出任杭州知州。本以为年逾花甲的他就此悠然寄情于西湖山水之间,谁曾想,次年吴中一带竟然遭遇了大饥荒,庄稼颗粒无收,饿殍满地。眼见如此凄惨的景象,范仲淹心急如焚。按照惯例,政府需要承担救灾中的主要责任,范公一边抓紧开仓放粮;一边动员粮商富户出售余粮,捐善款以解决燃眉之急。然而,由于灾民的数量过于庞大,这些举措只是杯水车薪,灾情并没有得到缓解。无奈之下,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决定转换救灾思路,另辟蹊径,巧施创新之法。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,范公根据现实状况,推出了三项救荒的奇招。

首先是“纵民竞渡”。范仲淹大力倡导龙舟竞赛活动,并务求将规模做大。他亲率下属日日乘船往返于江河湖海之间,参加各项盛大宴会。“自春到夏,终日不绝”。同时,他也鼓励信佛的百姓到各大庙宇参加佛事聚会活动。范公巧妙地发挥了“赛龙舟精神”的作用,鼓励大家团结起来,面对灾难,树立起必胜的信心,提振士气,焕发昂扬斗志,共克时艰。礼佛有助于抚慰民心,也是对灾民进行心理疏导的有效措施。

其次便是运用“以工代赈”的方法,大兴土木,积极修建寺庙、粮仓和官署衙门。他将当地各大寺庙主持召集起来,动员道:“灾荒之年,工价便宜,正是搞工程、兴土木的大好时机啊!希望你们不要错过,官府将鼓励你们雇佣工人进行基本建设。”命令一出,“诸寺工作鼎兴,又新敖仓吏舍,日役千夫”。饥肠辘辘的灾民再也不用沿街乞讨,生活逐渐忙碌起来。

最后的撒手锏便是“抬高谷价”。饥荒之年,粮商富户囤积居奇,造成谷价飞涨。范仲淹深谙硬性降价并非良策,关键是解决杭州城内“一饭难求”的问题。这项举措可谓石破天惊,面对质疑,他毅然下令抬高谷价,并派人在交通要道上张贴告示:“杭州缺粮,谷价上涨。”消息传出,外地粮商粮贩“日夕争进”,城内的谷米数量大增。由于谷米充足,谷价自然随着下跌。自此,大家被范公的胆识与魄力深深折服!

当时,范公的举措,却遭到了“坐而论道者”的非议。朝堂之上掀起一股弹劾旋风,指斥范公不恤民情,劳民伤财。面对攻讦,范公据理反驳:“所以如此,正欲发有余之财,以惠贫者,使工技佣力之人,皆得仰食于公私,不致转徙沟壑耳。”事实胜于雄辩,“是岁,两浙唯杭州晏然,民不流徙”。后来,朝廷也颁布政令,肯定并推广范公的救荒创举。试想,倘若没有深厚的忧民情怀,只能是墨守成规,胶柱鼓瑟,无所作为,何谈不惧风险,创新方法,惠泽黎民!

范公新举,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同时发力,释放出救灾的最佳效果。物质层面,用经济学术语便是“扩大投资”和“拉动内需”。这与西方在经济危机时,凯恩斯提出的“挖坑理论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范公的“投资”,包括建寺庙,官衙和粮仓,“消费”囊括赛龙舟,宴会,佛事活动等。饥荒关头,范仲淹并未局限于政府“一只手”的力量,而是用心良苦地运用市场机制让老百姓“自力更生”。“以工代赈”救灾,既减轻了官府的负担,也让灾民有事做、有饭吃,同时也成就了大批公共工程。无独有偶,这与当下在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中所倡导的“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机制”、“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救灾联动机制,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”不谋而合。回溯千年,开拓创新的范仲淹早已做出了完美示范,其懿行新法为后人所推崇、遵从并以之为法度。

苏州根治太湖水患

自古以来,水利兴则农业兴。《农政全书·凡例》曾说:“水利,农之本也,无水则无田矣。”范仲淹重视水利,既有理论论证,也不乏兴利除弊,造福一方的实践活动。

“圣人之德,唯在善政,善政之要,唯在养民,养民之政,必先务农。农政既修,则衣食足,衣食足则爱肤体,爱肤体则畏刑罚,畏刑罚则寇盗自息,祸乱不兴。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,天下之化起于农亩”。范公十分关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,认为这才是“养民”和“善政”的根本。面对诸如“府库之灾,土木之蠹,夷狄之贪,水旱之患”,他毫无俱意,认为水旱灾患是客观存在的,但是经过人为努力可以减轻危害,甚至能够变害为利:“天造泽国,众流所聚,或淫雨,不能无灾。而江海之涯,地势颇高,沟渎虽多,不决不节,如无所壅,良可减害。若其濬深,江潮乃来,愆亢之时,万户畎溉,此所以旱涝皆为利矣。”

苏州地处长江、东海和太湖的交会之处,地势平坦低洼,素有“水乡泽国”之称。景祐元年(1034年)六月,范仲淹从睦州移知苏州。恰逢夏季暴雨,江河泛滥,苏州遭遇多年罕见的洪涝灾害,正如他在《与晏尚书书》中所说:“灾困之氓,其室十万,疾苦纷沓,夙夜营救,智小谋大,厥心惶惶。”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水患,范公“亲至海浦”,对苏州境内诸多河道进行仔细勘察,看水情,观水势,终于制定出“浚河、置闸、修围”三者相结合的治水方针。

首先是“浚河”。范公认为结合水流的实际状况而疏浚排水,方能趋利避害。“水之为物,蓄而停之,何为而不害?决而流之,何为而不利?”长期以来,长江水从中上游携带了大量泥沙,经年累月,下游江岸不断向外延伸,导致泄水河道淤塞。入宋以后,排泄太湖洪水的“古三江”(娄江、东江和吴淞江)中的娄江和东江相继湮废,仅剩吴淞江。范公在巡视灾情后指出:“惟松江退落,漫流始下,或一岁大水,久而未耗,来年暑雨,复为沴(意:灾害)焉。”只可惜,此时吴淞江的泄水功能也在退化。为此,范公积极组织灾民“浚白茆、福山、黄泗、许浦、奚浦、三丈浦及茜泾、下张、七丫,以疏导诸邑之水,使东南入于松江,东北入扬子江与海”。经过这次疏浚,“纵遇大水,其去必速,而无来岁之患矣”,水患灾害由此减轻。

其次是“置闸”。疏浚河道,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河道壅塞的问题,新开的河道,随时都面临泥沙淤积的风险。范仲淹主张每疏浚一条通江河道,都必须同时置闸。平日放下水闸,防备潮水侵袭,泥沙淤积;每年春天清理水闸外河道的泥沙,保持河道畅通。遇到干旱就开闸引江水之利,涝时则关闸杜绝洪水之害。范公“又于福山置闸,依山麓为固。旧址今尚存,人名曰‘范公闸’”。这种在沿江通江河道置闸的方法被延承下来,泽被后世。

最后是“修围”。围田是一种在低洼地的四周筑堤来防止外水自由流入的田地,主要分布在江河湖海周边沿岸。苏州大部分土地的地面高程都在4米(吴淞标高)以下,古代称之为“沼泽之地”。“浚河”仅能防洪,只有“修围”才能抗拒旱涝灾害,确保粮食生产稳定。吴越政权统治苏州时,修筑围田得到了高度重视。遗憾的是,宋朝统治者并不注重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,致使大量围田毁废。令人欣慰的是,范公十分看重围田的效用,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极力推崇道:“江南旧有围田,每一围方数十里,如大城。中有河渠,外有门闸,旱则开闸,引江水之利,涝则闭闸,拒江水之害,旱涝不及,为农美利。”范公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与重视,诏令两浙等地整修围田,并且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得到推广。

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称赞说:“宋臣范仲淹有言:‘修围、浚河、置闸,三者如鼎足,缺一不可。’”这些举措被后世奉为治水“圭臬”,它妥善地解决了蓄水与排水、防潮与排涝、治水与治田的矛盾,是水网密布地区整顿水田的典范。它不仅根治了太湖水患,也使太湖下游的低洼沼泽地一跃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、高产田,跻身重要粮仓的行列,成就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的美谈。

鉴于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程度不够,范公积极上疏呼吁兴修水利要成为一项制度,作为官员的职责和考核的具体衡量指标。“臣请每岁之秋,降敕下诸路转运司,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、可去之害,或合开河渠,或筑隄堰陂塘之类,并委本州军选官计定工料,每岁于二月间兴役,半月而罢,仍具功绩闻奏”。范公的一片忧民之心日月可鉴,惠民德政被苏州百姓铭记在心间。细细推究,范公在治理苏州洪涝和发展太湖农业过程中,“修围、浚河、置闸”三结合的主张对现今统筹综合减灾的事业也有借鉴意义,“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,修复城市水态,涵养水资源”,“加快补齐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的短板,增强城市防涝能力”,“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,提升农业抗灾能力”的现实要求需要我们从这些方面不断发力。

范仲淹曾说:“忧国忧民,此其职也。”灾民的境遇无时无刻不牵动他那颗日夜操劳的心,“及观民患,不忍自安”。巡查江准灾区,他将灾民用以果腹的野草带回一把,上谏皇帝:“请示六宫贵戚,以戒侈心。”爱人者,人恒爱之。后人敬慕范公,誉其“宋朝靠前人”,他当之无愧!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在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,作为一名防灾减灾救灾人,我们心中要时刻牢记“以人为本”的使命,“多谋民生之利,多解民生之忧”,让受灾群众深切感受到关爱与温暖,这是千年前范公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,也是新时代对人民的庄重承诺!但愿天下乐,熙熙千万春。(山东省减灾中心 罗娇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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